文|马钦忠
我们生活在社会结构和生存模式的整体转换之中。固有的价值规范和新生 价值的出现，让我们正在年富力强之时有一种迟暮之感。我们知道，在一个消 费为主潮的时代，知识分子非常明白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定义他的自身的职 业范围，降低为人类代言的普遍性自主愿望。但同时，这又是消费时代知识分 子作为符号性生产的专家所不可扼止的生命冲动和职业使命感:试图用各种不 同符号来解释和建构一套关于日常经验以及文化产品的阐释的话语。
之所以用“符号性生产”，意在于表明，在一个以图像消费的符号性以及符 号的“关注率”来体现它的时尚价值的时代，“符号性”几乎成为一切精神产品 的基本特征。但不同的“符号”之“性”决定它唤起不同的意义期待。王中的 《当代文物》系列和新近创作的《惊魂》即着眼于此。
福柯曾这样说:“文化在冒险中铸定、维持和撒播自身，带着两副面孔:有 时是残暴、斗争和骚乱;有时是沉思、非暴力和沉默。这种文化的冒险不管呈现怎样的形式——最吵闹的并不总是最惊人的，但是最吵闹的肯定无可救药地 是最肤浅的——忽略它是不行的，取消它则更为徒劳。
王中不想以“吵闹”惊人，也不着意于作品的“意义深度”去炫耀他的智 慧表演。他以朴实平直的大众语言，以几乎是唐•吉诃德的方式复叙着一个古老 的梦想和欲求:关于拯救的质询。尽然我们听不见声音，但那复数的构成和十 字型的金属躯体，叙说着一个永恒期待的“时代性的丢失”。
蹒跚的老人寻找着他的昔日家园，而断壁残垣掐断了他的记忆之流里闪动 的岁月光点(《95 计划——朝阳区拆迁》，综合材料，1996)。还是那位不知姓 名却一定饱经沧桑的老者，伫立在断壁残垣等待着他用整个生命期待的“永 远”，而婷婷玉女对此毫无知觉地匆匆“走过”，“期待”的错位和反差，既 是时代更替的必然，更是生命如逆旅之匆匆的伤感箴言(《拆迁计划——97》综 合材料，230×500×380cm，1997)。在此，王中是在叙述、在表现着一个将永 远逝去的“历史瞬间”。
假如说，以“拆迁”为代表的作品，表明了王中对老北京的青砖青瓦和胡 同文化的深厚记忆的难以割舍的联系，体现了他对新的建设必然淹灭老北京所 铸就的他的“乡恋”情怀的话，那么，到 1998 至 1999 年的《大十字》系列、 《当代文物》系列，表现了王中思想的飞跃。他越过了情感的“哺乳期”，运 用他的雕塑语言，开始考掘非自我的价值，而不再是那种带有戏剧性的“场 景”。
他控诉灵魂的空无一物，徒有躯壳(《揭开灵魂》、钢板焊接， 190×60×40cm，1998)。而《大十字》和《当代文物》便试图“拯救”。他知 道他不是使徒，他的布道根本觅不到掌声和崇敬，甚至迎来的是嘲弄。他自明于此，故而《当代文物》之谓也。但他还有一丝不灭的火焰、还有一点儿期盼。 而《浮影》便表现了他的这种渴望。他渴望使徒的行为赢得掌声、赢得那种肃 穆般的敬仰，但他也不畏惧高尚品牌店里飘出的讪笑声。阿门，在山野与荒漠 之间，在天与地之间，阳光把他的影子重重地投在地上，升起的旭日把那影子 拉得老长老长，以致于连接成巨壑之间的一道桥梁。
王中要扮演一个虚拟的角色，那就是《圣径》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 子之后，他要女娲代替上帝重新造人(《再生天性》，锻铜，90×85×80cm， 1998)在看不见的“空间”里，重新孕育梦想(《自由空间》，铸铜、铁板， 190×90×60cm，1999)。王中知道他是一个白日梦“患者”。但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，才有英雄气概，才有他的“质询”的那份生命的沉重和令人上瘾的痛感。 这就是生命吗?生命的魅力便是在人的责任的驱使下，表现为个体生命的自我 意识和自我抉择的合一吗?我知道我宣扬、我崇尚的价值会像风一样从世人的 耳边飘过，然后便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但我的自由灵魂的跃动却像饱餐了一顿精 神圣宴，触摸到自我塑造的自由生命的价值和人类趋向善的合一性。亚里士多 德说，这是人的最至高的善。生命即此之谓吗(《生命》锻铜、钢板焊接， 220×176×60cm，1998)?于是，王中像找到了麻醉自己的罂粟一样，颇有此 癫狂地张扬他的《大十字》和《当代文物》合二为一的作品(《当代文物》之四， 综合材料，350×200×170cm，2000)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赋予它们以神圣性的视 觉空间的效果(《当代文物》之五，锻铜、不锈钢、钢丝绳，186×240×100cm， 2000)。“要识此花奇绝处，满窗唯有月明知。”他深知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文化 失序的过程，这种“拯救”自有几分呓语，深感他像个飘荡的幽灵行走着(《惊 魂》，钢板、不锈钢，300×220×50cm，2000)。那种影子与符号化的人成了我 们大众生活的图像世界和价值源泉，构成王中《当代文物》和《大十字》意义 的悖谬语境。也正因此，王中以他的方式表达了关于生命终极价值与消费文化 把一切都还原为大众物语的困惑与质询。他向所有人征询他的答案，他也向他自己征询答案。他知道不会有结果。
意义正在这里。
这是一个老套甚至也很陈旧的故事，但它又的确是文化失序之时的一种有 几分悲凉的古典理想。拥有它，我们必须一边为生存现实搏斗，一边又给自己 一种乌托邦的精神生活。我拥有自由，我于是便拥有两面性，它们都是我的必 然性。生命?抑或“生命”?
文化失序与王中的“生命质询”
文|马钦忠
我们生活在社会结构和生存模式的整体转换之中。固有的价值规范和新生 价值的出现，让我们正在年富力强之时有一种迟暮之感。我们知道，在一个消 费为主潮的时代，知识分子非常明白只能在很有限的意义上定义他的自身的职 业范围，降低为人类代言的普遍性自主愿望。但同时，这又是消费时代知识分 子作为符号性生产的专家所不可扼止的生命冲动和职业使命感:试图用各种不 同符号来解释和建构一套关于日常经验以及文化产品的阐释的话语。
之所以用“符号性生产”，意在于表明，在一个以图像消费的符号性以及符 号的“关注率”来体现它的时尚价值的时代，“符号性”几乎成为一切精神产品 的基本特征。但不同的“符号”之“性”决定它唤起不同的意义期待。王中的 《当代文物》系列和新近创作的《惊魂》即着眼于此。
福柯曾这样说:“文化在冒险中铸定、维持和撒播自身，带着两副面孔:有 时是残暴、斗争和骚乱;有时是沉思、非暴力和沉默。这种文化的冒险不管呈现怎样的形式——最吵闹的并不总是最惊人的，但是最吵闹的肯定无可救药地 是最肤浅的——忽略它是不行的，取消它则更为徒劳。
王中不想以“吵闹”惊人，也不着意于作品的“意义深度”去炫耀他的智 慧表演。他以朴实平直的大众语言，以几乎是唐•吉诃德的方式复叙着一个古老 的梦想和欲求:关于拯救的质询。尽然我们听不见声音，但那复数的构成和十 字型的金属躯体，叙说着一个永恒期待的“时代性的丢失”。
蹒跚的老人寻找着他的昔日家园，而断壁残垣掐断了他的记忆之流里闪动 的岁月光点(《95 计划——朝阳区拆迁》，综合材料，1996)。还是那位不知姓 名却一定饱经沧桑的老者，伫立在断壁残垣等待着他用整个生命期待的“永 远”，而婷婷玉女对此毫无知觉地匆匆“走过”，“期待”的错位和反差，既 是时代更替的必然，更是生命如逆旅之匆匆的伤感箴言(《拆迁计划——97》综 合材料，230×500×380cm，1997)。在此，王中是在叙述、在表现着一个将永 远逝去的“历史瞬间”。
假如说，以“拆迁”为代表的作品，表明了王中对老北京的青砖青瓦和胡 同文化的深厚记忆的难以割舍的联系，体现了他对新的建设必然淹灭老北京所 铸就的他的“乡恋”情怀的话，那么，到 1998 至 1999 年的《大十字》系列、 《当代文物》系列，表现了王中思想的飞跃。他越过了情感的“哺乳期”，运 用他的雕塑语言，开始考掘非自我的价值，而不再是那种带有戏剧性的“场 景”。
他控诉灵魂的空无一物，徒有躯壳(《揭开灵魂》、钢板焊接， 190×60×40cm，1998)。而《大十字》和《当代文物》便试图“拯救”。他知 道他不是使徒，他的布道根本觅不到掌声和崇敬，甚至迎来的是嘲弄。他自明于此，故而《当代文物》之谓也。但他还有一丝不灭的火焰、还有一点儿期盼。 而《浮影》便表现了他的这种渴望。他渴望使徒的行为赢得掌声、赢得那种肃 穆般的敬仰，但他也不畏惧高尚品牌店里飘出的讪笑声。阿门，在山野与荒漠 之间，在天与地之间，阳光把他的影子重重地投在地上，升起的旭日把那影子 拉得老长老长，以致于连接成巨壑之间的一道桥梁。
王中要扮演一个虚拟的角色，那就是《圣径》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 子之后，他要女娲代替上帝重新造人(《再生天性》，锻铜，90×85×80cm， 1998)在看不见的“空间”里，重新孕育梦想(《自由空间》，铸铜、铁板， 190×90×60cm，1999)。王中知道他是一个白日梦“患者”。但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，才有英雄气概，才有他的“质询”的那份生命的沉重和令人上瘾的痛感。 这就是生命吗?生命的魅力便是在人的责任的驱使下，表现为个体生命的自我 意识和自我抉择的合一吗?我知道我宣扬、我崇尚的价值会像风一样从世人的 耳边飘过，然后便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但我的自由灵魂的跃动却像饱餐了一顿精 神圣宴，触摸到自我塑造的自由生命的价值和人类趋向善的合一性。亚里士多 德说，这是人的最至高的善。生命即此之谓吗(《生命》锻铜、钢板焊接， 220×176×60cm，1998)?于是，王中像找到了麻醉自己的罂粟一样，颇有此 癫狂地张扬他的《大十字》和《当代文物》合二为一的作品(《当代文物》之四， 综合材料，350×200×170cm，2000)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赋予它们以神圣性的视 觉空间的效果(《当代文物》之五，锻铜、不锈钢、钢丝绳，186×240×100cm， 2000)。“要识此花奇绝处，满窗唯有月明知。”他深知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文化 失序的过程，这种“拯救”自有几分呓语，深感他像个飘荡的幽灵行走着(《惊 魂》，钢板、不锈钢，300×220×50cm，2000)。那种影子与符号化的人成了我 们大众生活的图像世界和价值源泉，构成王中《当代文物》和《大十字》意义 的悖谬语境。也正因此，王中以他的方式表达了关于生命终极价值与消费文化 把一切都还原为大众物语的困惑与质询。他向所有人征询他的答案，他也向他自己征询答案。他知道不会有结果。
意义正在这里。
这是一个老套甚至也很陈旧的故事，但它又的确是文化失序之时的一种有 几分悲凉的古典理想。拥有它，我们必须一边为生存现实搏斗，一边又给自己 一种乌托邦的精神生活。我拥有自由，我于是便拥有两面性，它们都是我的必 然性。生命?抑或“生命”?